【明報專訊】我從來都不是煙民。小時候,爸爸每逢抽煙,總會躲進家中露台,好像做賊般生怕被媽媽發現;他當然也明白媽媽對煙味的厭惡,但習慣難改,只好偷偷進行。也許就是這些家庭場景早早在我心中種下了拒煙的種子,長大後從未對煙產生過任何好奇。
由微觀到宏觀,控煙政策的效果,真的是靠政府年年加煙稅、禁售加味煙、打擊私煙這些「供應干預」的手段來實現的嗎?還是,其實像我一樣,受教育與家庭環境所影響的「需求管理」政策,才是關鍵?
實證地看,加煙稅等供應干預政策往往會帶來反效果。當政府加煙稅至每包煙16元後,煙草稅收入不升反跌,從81億元降至43億元。為什麼?因為煙價與鄰近地區差距過大。當內地煙廉宜又合法,電子煙、加味煙都有選擇,香港卻大幅加稅並禁止部分煙種時,市民和旅客便更傾向跨境購買或轉投私煙。大量私煙(尤其是在本地禁售的加味煙)湧入市場,導致吸煙行為轉向地下化,不但監管難度大增,私煙的質量與健康風險更無從掌握。比起政府官員口中的「糖衣毒藥」,無牌地下製品才是真正的「毒上加毒」。
相反,需求管理的政策,如公共教育、健康風險宣傳、戒煙服務等,雖見效緩慢,卻是長遠而穩健的策略。研究顯示,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,其吸煙率愈低、壽命愈長,原因在於教育不僅令他們更了解健康資訊,也提升了自控力與長遠規劃的能力。換句話說,教育不單是知識灌輸,更是價值觀的建立與行為習慣的養成。
我從未對煙動心,並不是因為一包煙要幾多錢或煙稅又加了多少,相反更多是來自媽媽在家中潛移默化的價值觀。就像我小時候聽媽媽的話,看爸爸在廚房偷偷摸摸,不抽煙就成為了一種自然的選擇。
換言之,有效的控煙政策,不一定要靠邊境查私煙、派人站崗、把煙打成毒品(老實說,相對煙仔,父母更緊張仔女吸太空油吧)。真正能「贏健康」的,是讓下一代自發地對煙說不。而那一招,叫做教育。
維克森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facebook.com/tommyleungpag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