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杯楊枝甘露加了茉莉花茶,當然不代表就是創新,但在面書瘋傳的港青北上遊記,或多或少反映了本港某一個年齡層、又或是某一個收入層的看法。曾經,不少人期望疫後通關,是解決經濟問題的答案,然而事實告訴了大家,通關後的消費市道更差,樓價跌幅更大,股市交投亦更淡靜。希望頓成泡影,自然就更難對未來再抱有希望。
要說中港的羈絆,具十年以上金融界或會計界資歷的人,應該總試過北上公幹吧。所說的,不單是指去上海、北京、廣州等大城市,出席會議及見見老總等形式上的公幹,而且還包括實實在在,到大城市周邊的二三線城市,汽車奔馳過萬里公路,再到訪證券行營業廳,又或廠房生產線之類的實地考察式的公幹。那些年,還未有「大灣區」這名詞,還沒有官員們爭相叫大家擁抱大灣區機遇,但對機會嗅覺特別敏銳的香港人,早已懂得「天道酬勤」的道理,北上捉緊商機的同業比比皆是。出賣的除了腦力體力時間,還有金融會計法律等專業服務。那些年,不需要唱好,要找機遇的人,自己會懂得北上。
03年SARS後的自由行盛世,港人大概不會完全沒有記憶吧。那時還沒有小紅書,沒有那些怨天怨地的投訴和抱怨,網絡上的南下攻略,普遍是純粹的食買玩,也似乎不太重視開銷。那些年,內地人蜂擁來港自由行,促使金行及藥房攻佔了大部分旺角、銅鑼灣等旺區的店舖,就算多天價的舖租,一樣也會有商家願意承接。「香港物價貴」,從來不是自由行的關注所在,反而香港有「正貨保證」,成為了廣受南下客熱捧的原因,亦因此養活了不少零售業、酒店業、旅遊業等的人。
可以說,當年的大趨向是港人北上尋商機、內地人南下消費。
然而時移世易,這趨勢在疫後似乎來了個大反轉。通關後這大半年,同事們及行家們北上公幹的次數不是沒有,但似乎也不比疫情三年的期間多很多 (是的,疫情期間也有北上公幹,不知在一來一回的兩次隔離中,浪費了多少光陰),更完全不可能和疫情前的頻密度相比。到了內地,就算見到高管老總,普遍也真的只是單純的禮節性會面,「有數返」的真正商機並不多,這自然也與內地經濟增長放緩有關。一向屬於港人的優勢,如金融、會計、法律等專業服務,內地商界在疫情三年後,明顯減少了對香港的依賴。所謂的大灣區機遇,就算有多少官員吹噓,行內人北上切身體驗過後,回來大多保持沉默。是的,活在當下,誰又夠膽說出心底話?
反觀香港的各個行業,北方專才早已遍布各行各業。以最熟悉的金融業為例,不止中資投行,甚至是歐資、美資投行,見不到內地人身影的部門,幾乎沒有。外資行願意聘請內地人的原因,其一當然是外流海歸、高學歷高能力的內地人,絕對不少;其二則是貪同聲同氣,內地人更懂得「湊」內地客,而在過去十年,又有誰人可以完全不靠內地客?
疫後經濟情況,不用多說,只用眼看,心裡大概也有底。樓價舖租雖然也有跌,但港人收入亦同步向下,就算有錢,借用大劉的真心話:「有錢入都唔敢入,睇門口好過」,即使是中產,消費也比以往更精打細算。想用少少錢又想有皇帝享受?以前港人會去泰國,現在則會選擇距離更近、交通成本更低、時間更易預算的深圳。港人北上消費不是新鮮事,疫前也有阿Sir建議北上海底撈的佳話,但論規模,現時肯定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問心,撇除「吃元素表」等網民戲謔,深圳食買玩的質素不會比香港低,但價格便宜一半,豈會沒有捧場客?
至於從北方來的自由行,假若時光倒流至十年前,你會不斷聽到「香港物價很高」的抱怨嗎?別說食買玩等小事,貴到驚人的香港樓,內地人也曾眼都不眨地一擲千金,只為購得心頭好?大豪客為甚麼消失了?換成了抱怨「香港一支水也要10塊錢」的鄉民?內地經濟增長確實不及以前,這是事實,不過從工作上接觸到的內地富人,縱使身家近幾年或有損傷,但依然只是皮毛,豪客依然存在,只不過他們不再「豪」在香港。取而代之南下的,則是和你和我一樣的內地平民,更有不少是二三四線城市的普通勞動階層。已故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不是曾經說,中國有6億人口每月收入只有約1,000元人民幣嗎?就當有錢來港旅遊的,月入是這群人的5倍,6,000元人仔月入,自然覺得本港物價高昂吧。
可以說,現時的大趨向,已經變成內地專才南下搵錢、港人北上消費。
南北流向大反轉,原因有很多,例如內地經濟轉淡,令北上機遇難尋;又或內地物價較低,吸引港人北上尋找更便宜的消費;亦有人說香港氣氛太壓抑,假日寧願到較有生氣的內地。要逆轉大趨勢,或許是不可能,但要減慢巨輪轉動,也並非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做,但能做點甚麼的,從來不是普羅大眾,而是手握權力的人。可以做的事,不是讀3個小時的大雜燴施政報告,也不是ad hoc舉辦些甚少人有興趣的夜繽紛;又或者,是否將香港變成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,從來就是屬於融入大灣區計劃的一部分?
再借用大劉的真心話:「唔敢講,驚講咗又唔啱,講咗又幫唔到大局。」具洞察力、想指出問題的人選擇沉默,或許也是令本港獨特性消失、出現趨勢逆轉的原因之一。
羅仕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