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羅仕揚專欄】從北上尋商機、到北上平價消費

要說中港的羈絆，具十年以上金融界或會計界資歷的人，應該總試過北上公幹吧。所說的，不單是指去上海、北京、廣州等大城市，出席會議及見見老總等形式上的公幹，而且還包括實實在在，到大城市周邊的二三線城市，汽車奔馳過萬里公路，再到訪證券行營業廳，又或廠房生產線之類的實地考察式的公幹。那些年，還未有「大灣區」這名詞，還沒有官員們爭相叫大家擁抱大灣區機遇，但對機會嗅覺特別敏銳的香港人，早已懂得「天道酬勤」的道理，北上捉緊商機的同業比比皆是。出賣的除了腦力體力時間，還有金融會計法律等專業服務。那些年，不需要唱好，要找機遇的人，自己會懂得北上。

03年SARS後的自由行盛世，港人大概不會完全沒有記憶吧。那時還沒有小紅書，沒有那些怨天怨地的投訴和抱怨，網絡上的南下攻略，普遍是純粹的食買玩，也似乎不太重視開銷。那些年，內地人蜂擁來港自由行，促使金行及藥房攻佔了大部分旺角、銅鑼灣等旺區的店舖，就算多天價的舖租，一樣也會有商家願意承接。「香港物價貴」，從來不是自由行的關注所在，反而香港有「正貨保證」，成為了廣受南下客熱捧的原因，亦因此養活了不少零售業、酒店業、旅遊業等的人。

可以說，當年的大趨向是港人北上尋商機、內地人南下消費。

然而時移世易，這趨勢在疫後似乎來了個大反轉。通關後這大半年，同事們及行家們北上公幹的次數不是沒有，但似乎也不比疫情三年的期間多很多 (是的，疫情期間也有北上公幹，不知在一來一回的兩次隔離中，浪費了多少光陰)，更完全不可能和疫情前的頻密度相比。到了內地，就算見到高管老總，普遍也真的只是單純的禮節性會面，「有數返」的真正商機並不多，這自然也與內地經濟增長放緩有關。一向屬於港人的優勢，如金融、會計、法律等專業服務，內地商界在疫情三年後，明顯減少了對香港的依賴。所謂的大灣區機遇，就算有多少官員吹噓，行內人北上切身體驗過後，回來大多保持沉默。是的，活在當下，誰又夠膽說出心底話？

反觀香港的各個行業，北方專才早已遍布各行各業。以最熟悉的金融業為例，不止中資投行，甚至是歐資、美資投行，見不到內地人身影的部門，幾乎沒有。外資行願意聘請內地人的原因，其一當然是外流海歸、高學歷高能力的內地人，絕對不少；其二則是貪同聲同氣，內地人更懂得「湊」內地客，而在過去十年，又有誰人可以完全不靠內地客？

疫後經濟情況，不用多說，只用眼看，心裡大概也有底。樓價舖租雖然也有跌，但港人收入亦同步向下，就算有錢，借用大劉的真心話：「有錢入都唔敢入，睇門口好過」，即使是中產，消費也比以往更精打細算。想用少少錢又想有皇帝享受？以前港人會去泰國，現在則會選擇距離更近、交通成本更低、時間更易預算的深圳。港人北上消費不是新鮮事，疫前也有阿Sir建議北上海底撈的佳話，但論規模，現時肯定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問心，撇除「吃元素表」等網民戲謔，深圳食買玩的質素不會比香港低，但價格便宜一半，豈會沒有捧場客？

至於從北方來的自由行，假若時光倒流至十年前，你會不斷聽到「香港物價很高」的抱怨嗎？別說食買玩等小事，貴到驚人的香港樓，內地人也曾眼都不眨地一擲千金，只為購得心頭好？大豪客為甚麼消失了？換成了抱怨「香港一支水也要10塊錢」的鄉民？內地經濟增長確實不及以前，這是事實，不過從工作上接觸到的內地富人，縱使身家近幾年或有損傷，但依然只是皮毛，豪客依然存在，只不過他們不再「豪」在香港。取而代之南下的，則是和你和我一樣的內地平民，更有不少是二三四線城市的普通勞動階層。已故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不是曾經說，中國有6億人口每月收入只有約1,000元人民幣嗎？就當有錢來港旅遊的，月入是這群人的5倍，6,000元人仔月入，自然覺得本港物價高昂吧。

可以說，現時的大趨向，已經變成內地專才南下搵錢、港人北上消費。

南北流向大反轉，原因有很多，例如內地經濟轉淡，令北上機遇難尋；又或內地物價較低，吸引港人北上尋找更便宜的消費；亦有人說香港氣氛太壓抑，假日寧願到較有生氣的內地。要逆轉大趨勢，或許是不可能，但要減慢巨輪轉動，也並非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做，但能做點甚麼的，從來不是普羅大眾，而是手握權力的人。可以做的事，不是讀3個小時的大雜燴施政報告，也不是ad hoc舉辦些甚少人有興趣的夜繽紛；又或者，是否將香港變成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，從來就是屬於融入大灣區計劃的一部分？

再借用大劉的真心話：「唔敢講，驚講咗又唔啱，講咗又幫唔到大局。」具洞察力、想指出問題的人選擇沉默，或許也是令本港獨特性消失、出現趨勢逆轉的原因之一。

羅仕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