局勢被疫情沖淡了好一段時間,但對去留的問題從未消散,久不久仍在社交媒體看到送別的照片。近來與朋友聚頭,發覺取態大致分三類:一是老早已經行動了,若非身在外國,便是正在辦理手續;二是說打算在香港再多賺數年錢;三是決心留在香港。一、三都取態清晰,各有志向,反而第二類的想法,卻很值得探討。
身邊好些朋友,口中是很不喜歡現時香港的情況,想離開,但談到實質的計劃,卻有點支吾以對,指外國很難生活,交通不方便,也沒有熟悉的朋友與慣食的菜式。親身在不同國家住過好幾年,不得不承認,香港確實是片福地,一應俱全,但在其他國家居住的時候,要適應的大抵是最初的半年至一年,以後日子也不怎麼難過,甚至有種在香港尋找不着的自在。
人在香港,明白物質上的幸福確實使人難以抗拒,是各國難以企及的,也理解為何好些朋友會在第一與第三之間猶豫。而這些朋友,通常都在香港建立了若干事業,有不錯的地位,和穩定的現金流,最怕是一口氣到了外國以後,手上的一切都化為烏有。若說是先在香港多賺數年錢,也許其實是心底怕揭開新一頁,和捨不得社會地位,差的只是個說法,讓現在的生活看起來很理智,來遮掩心底的不安。
如果目前的移民外國大門長開,在香港賺盡最後一分錢才遠走高飛,以自利角度,應該是最佳策略,但情況恐怕不是如此。各國都或隱或明訂下了期限,想在香港留下去,那就歸屬第三類,便應該不用猶豫了。去或留都需要勇氣,選了哪一條路,只要願意承擔責任,也難由旁人過問。然而局勢使然,每人也不得不拿出勇氣做決定,到頭來還是那一口氣。
羅馬時代的詩人尤維納利斯說過,「自從人民失去了投票權,再也無法買賣選票以來,人民就放棄了他們對於國家之義務。人民曾幾何時是政治、軍事等幾乎一切事務的權威之源泉;但他們如今專心致志,只焦急地期盼兩樣東西——麵包和馬戲。」麵包是吃喝,馬戲是玩樂,兩者在外國,都似乎遠不及香港。
政治評論家徐賁引格茨‧阿利的書補充,二戰時德國民眾習慣了政府給予他們的福利,漸對自由麻木,甚至不覺得有所謂自由失去過,正中政治宣傳大師戈培爾的下懷。「政府不是通過道德示範或優質公共政策來引導公民過自由、尊嚴、有責任感的公共生活,而是故意把他們引向一種只顧眼前享樂,只關心單純物質滿足,而沒有精神嚮往的平庸生活。」
想起過去十年香港不少聲音,指罵大陸富商自私,賺夠錢後便移居外國,令社會風氣未見好轉。到發生在眼前,有沒有甚麼不一樣,也許還是取決於面對現實的勇氣。
賈文清